曦园晨风

大家纷纷表示我的博客太阴郁，个么来点轻松的。其实最近心情并不坏，只是觉得比较累。昨天头痛了一天没法看书，今天干脆出门溜达。

那个法国老男人昨天晚上六点到七点间打了我三次手机，我在睡觉没有接。他已经连续三周约我出来玩，我拒绝了两次，第一次是有学术会议，第二次是身体不舒服，我觉得，按照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他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是他不是中国人，而我又不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既然没有明确拒绝，就等于默认答应。其实我也没有答应，只是给他回了个短信说如果身体好了再给他电话。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刚过了注册博士生必修课的最后期限，饭也没吃就赶紧冲到学校去。刚从秘书那里出来，他的电话就来了，算他运气好，于是约了在学校附近见面。

这个老男人退休后在哲学系旁听多年，我是在原导师的课上认识他的。说到旁听，我在欧洲念过的所有学校，都能在课堂上看到大龄的旁听人士，他们往往坐在前排，认真地记笔记，有时候还提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访问学者之类，其实基本上都是退休以后来旁听的当地人，有的甚至不是旁听，而是正式注册，参加考试的。记得在比利时的时候，有个大叔跟我们一起念海德格尔，有一次听到他跟别的同学说自己以前是开公司的，那个课是研讨班，人人都要做报告，他也和我们一样做。来巴黎以后，我上过的每一门课，无论哪个学校，哪个年级，哪个专业（当然我上的都是文史哲方面的课），都有大叔大妈，甚至老爷爷老奶奶，有些和授课老师都已经很熟了。如果就听听海德格尔、荷马史诗什么的，还可以理解，就好比现场听百家讲坛。有的课我觉得对外行没有任何吸引力，比如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可是每次都看见几个苍苍白发孜孜不倦地坐在那里。这倒似乎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话，人之本性在于求知。

他第一次约我出去，在咖啡馆里对我略有亲热的举动，让我有些恶心，就很长时间没有睬他。期间他给我写过信，虽然很肉麻，但是文笔的确不错，看来是读过些书。他试图讨好我，看到我缺课，就要主动借我笔记，被我拒绝了，实际上我看过他的笔记，很多我觉得重要的他没有记。后来我转了学，没想到又在新的学校碰到了他。由于这门课对我实在很重要，而我因为回国要错过四次课，为了得到他聊胜于无的笔记，我只好重新接受了他的搭讪。

因为我早上没吃饭就出门了，就让他陪我去餐馆。我吃饭，他喝酒。我本来吃得就慢，所以没有多说话。但是很多时候他也没有说话。回家以后他又发来一信，题目叫“真漂亮”，差点让我把中午吃的都要吐出来，才知道原来我在吃的时候对面的人在花痴。当时为了减轻一人吃饭的尴尬，我让他讲讲读海德格尔的心得，因为他说早上和几个朋友有一个存在与时间的读书小组。他说，他们每个人举例说明了自己对本真存在的经验。一个女性朋友说，她在面对小孙女的目光时体会到了存在。一个男性朋友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里体会到了存在。而他打高尔夫的时候，突然有一种于球融为一体的感觉，正是那时体会到了存在。我觉得很好笑。他问有什么好笑的，我说海德格尔又不是宗教，而且海德格尔也没有说，要忘记自我才能接近存在。不过我有点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旁听了。当然，旁听的人大多数都是很正经的，比如两门希腊语课上的大叔，都很礼貌和蔼，但是我不主动问他们问题，他们是绝对不会搭讪的。

饭店出来路过一家花店，他要送我花，说这是法国人的习惯，我说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但是这个理由没有说服力，因为现在是在法国。最后我说，我受不了看到鲜花枯萎，这才作罢。然后我们去了德拉克洛瓦故居，他看到我对德拉克洛瓦有点兴趣，又带我去了藏有德拉克洛瓦画的雅各与天使摔跤的教堂。其实我选择跟他出来，主要是因为自己懒得做功课，而他对巴黎显然比我了解。有一次还把我带到塞纳河畔一个哲学家的故居，虽然他对那个哲学家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那里的。虽然他是很色，但是自从我表示了反感以后，他举止一直很规矩，甚至告别的时候说很多话，却不敢提出行贴面礼，反倒弄得我有些不自然了。

起床以后，只想发呆，因为夜以继日的学习，差不多把脑汁绞尽了。其实，发呆是奢侈的行为，属于小资小清新的专利，而不属于我，我的生活是那么的现实而卑微，一觉醒来，便是家务、账单、居留、保险、房补等等一堆麻烦堆在那里，只是不愿去想。

楼下那个出现在无数文学作品和电影里的法式花园，我从搬家到这里以后，总共去过的次数，一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刚搬来的时候还是绿树成荫，现在已经只剩空空的枝桠了。多少年来，我依然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只不过现在每天上课的地点都不一样，五六个校区散布于巴黎各处，每天穿梭于各条地铁快线的通道里，常常会忘记是哪个出口。

其实，换到新的学校，开始新的学年以后，我就没有发过呆——如果发呆的定义是停止为眼前的事物所困，让思绪随意飘飞到任何想去的地方。现实不允许我这样做。不仅我的生活是卑微的，我的学业也降低到了多少年来所没有过的卑微层次。除了授课老师，班上同学一定都暗自奇怪，我这个连法语都说不标准的外国人，为什么要和他们坐在一起，结结巴巴地翻译连他们都翻译不出来的句子，幸好他们应该看不出来我的年龄实际上要比他们大好几岁，更不会想到我注册的年级也比他们高好几年——前两天下课的时候闲聊，两个法国同学听说我是博士生，眼睛瞪得老大，其实她俩理论上也就比我少读了一年而已。

两个月来，除了安安分分地读书，我唯一想过的问题是，胸无大志的我，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导师的错爱。我现在所从事的专业，不但连我小时候最没谱的理想都不曾高攀过，也远远超出了我所受的教育和所具备的知识允许胜任的范围。幸好过去的挫折早就让我学会了正视自己的缺陷，加上脸皮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厚，所以困难虽大，还不至于退却。而且法国的教育似乎提倡鼓励为主，虽然作业错得一塌糊涂，老师还是每次都在评语里写上bon travail。虽然有时课上我的回答明明让老师实在无语，下课后老师还是会对我说，我觉得你能行。我的导师功成名就，并不需要多注册一个博士生来沽名钓誉——这是我事后才明白的。我在所有的课上都是旁听生，那些老师并没有义务给我改作业，而他们有的还生怕给我的帮助不够。也许是因为我看起来是比较勤奋。事实上，勤奋虽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但在一个资源稀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可以成为人的后天本能。所以，我不过是继续按照本能行事而已。只是我越来越觉得，对于人文科学研究，或者任何真正有创造性的智力活动而言，勤奋是不够的。

一个朋友要把女儿送进法国的幼儿园，央我帮忙翻译，以便与老师沟通。于是一早就赶往巴黎郊区。

刚进大门，朋友的太太和女儿已经在楼梯口迎接我了。小女孩出乎意料的可爱——这么说似乎有点不太厚道，好像人家不应该长这么可爱似的。不过妈妈自己也承认了，这个女儿是变魔术变出来的——继承了父母身上所有的优点，而且只继承了优点。纯纯的笑像地中海的阳光一样，明媚而柔和。而且异常善解人意，虽然才三岁，好像什么都懂。我忍不住问，是不是博士爸妈生出来的小孩会特别聪明啊。小女孩听见了自己都咯咯笑起来。

小孩懂事得早，也未必是好事。去幼儿园的路上，没少掉眼泪，因为爸妈已经跟她说了，那里的老师同学都说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女孩怕得小手都凉了，越是快到幼儿园，越是哭着不肯往前走。我在一旁看着都心疼。幸好到了幼儿园一看，比国内的好玩多了，没几分钟，孩子已经东奔西跑，玩得不肯走了。幼儿园里有各种肤色的小朋友，看上去都很可爱。你朝他们笑，他们就会朝你笑。

其实今天很累的。之前连着三天从早到晚上课，哲学课，希腊语课，希腊语哲学课。第三天晚上回家已经没有力气吃饭。刚坐下来休息，朋友就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过去。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非常不舒服，很怕自己出门后会撑不住。但是看到远道而来的同胞，和这么可爱的孩子，还有幼儿园里非常耐心的老师，市政厅里态度友好的工作人员，那些每次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难受居然都烟消云散。回家后虽然觉得很累，但也没有像以前在家呆着那样难受到不行。我这才忽然明白，这些年一直以为自己体质下降，或许是孤单把痛苦放大了。

Salle Pleyel

Pleyel是一个钢琴制造商。Pleyel音乐厅紧邻着Pleyel琴行，位于凯旋门附近，如今是典型的巴黎高档街区风貌，只是街名里的faubourg透露出这里过去曾是巴黎城外的郊区。今天的Pleyel音乐厅，和当年肖邦在巴黎时举行音乐会的Pleyel厅并不是一回事。不过Pleyel和肖邦总是有缘，至少就我所见，每年总有几场肖邦作品的演奏在这里举行。事实上，巴黎大部分的古典音乐一流演出都在这里举行——虽然它的建筑平平，听起来也不像柏林爱乐大厅、金色大厅、卡内基大厅之类那么赫赫有名。也许巴黎人的业余生活太过丰富，音乐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吧。

我的第一次Pleyel也和肖邦有缘。在那里听到了Kissin的现场，上半场舒曼幻想小品集，下半场肖邦四首叙事曲。我到巴黎的时候是9月，新的演出季才刚开始，Kissin的独奏会安排在12月。到巴黎的第二天就去买票，被告知已经售罄，售票员还很热心地告诉我，Pollini的票也卖完了。去年是肖邦年和舒曼年，钢琴家们估计都发了一笔。回家后我隔三差五在网上守株待兔，居然在音乐会前夕出现了几张最高价的票，应该是有人退票。毫不犹豫地花85欧买下一张，如获至宝。结果其实比较失望。首先12月份差不多到了我在巴黎最糟糕的日子，心情、天气、身体都每况愈下，音乐会当天我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其次Kissin的状态也不怎样，他自己似乎也不满意，以致面对观众的喝彩都木然得令人吃惊。谢幕的时候我旁边的法国人说他看起来像一尊雕塑。当然，认真而忠厚的Kissin同学加演的还是很卖力，没记错的话一首是革命练习曲，一首是军队波兰舞曲，只是弹的有的像完成作业。看过他的伦敦逍遥音乐会录像，场面实在不能比。当然这和观众也有关系。散场时我听见一法国大妈抱怨不知道加演的是什么，天，大妈您第一次听肖邦么。我一直以为中老年观众都是古典音乐的忠实粉丝。

不管怎样，神童Kissin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Pleyel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非朗同学莫属，因为他就是全世界最红的钢琴家。我是到了巴黎才知道他有这么牛：无论他来弹什么，他的票一定是最早被订购一空的，因而我至今无缘在巴黎见到这位同胞。真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讨外国人喜欢——我只知道他为什么在中国不怎么讨人喜欢，因为中国人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喜欢西方音乐。我只能在巴黎音乐城的网站上看看他做的节目，英语流利，开朗自信。虽然又谈起了他每次必谈的阴暗童年，让我觉得有点做作，但我又无法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所有出身普通的早期80后独生子女，他们的童年多少都是这样的色彩，只是并非每个人都有勇气承认。就算是为了炒作，用这些个人经历来赢得无论是感动也好，钦佩也好，至少他没有自欺欺人。只是我觉得这些八卦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奇迹。我想不出还有哪个中国人在一个纯粹西方的文化艺术领域里能够达到他那样被西方认可的程度。在法国多的是曾经靠博西方人的同情或好奇而生存下来的中国人，或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自居，或以拥护西方主流道德自命，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真诚的，也从来不相信他们真的获得了任何的认可。郎同学就是凭他的实力被认可的，因为我相信，当那么多的普通观众买票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他的音乐，而不是为了他的长相、家世、身份或者别的什么。他的表情有时候让人怀疑他对音乐的态度，但是要知道，钢琴家在舞台上是以侧面面对观众的，演奏者本人一定最清楚，脸部表情从来不是用来展示的，而且在那种状态下，人必定是忘我的，而不可能有意识地矫情。矫情的多是他那爱管闲事的老爸。郎同学展示给世人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80后，和一个真实属于80后的中国，包括他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

Salle Pleyel网站上，英姿飒爽的朗同学：

香榭丽舍剧院

香榭丽舍剧院不在香榭丽舍大街，而在邻近的蒙田大街。与香榭丽舍大街的熙熙攘攘游人如织形成鲜明对比，蒙田大街极为幽静，给我的感觉，与其说冷清，不如说冷漠。与香榭丽舍大街上从LV到H&M的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形成鲜明对比，蒙田大街上只有顶级品牌专卖店，街边停满高级轿车。大街上还坐落着一家豪华酒店，光沿街的一个个鲜花绽放的阳台，就显出非凡的气度。从酒店阳台上观赏不远处的艾菲尔铁塔，应为一绝。

香榭丽舍剧院的门槛就和周边的奢侈品店、豪华酒店一样高，令囊中羞涩者不能不自惭形秽、望而却步。某次想去买一场歌剧的票，问同一价位的位子有没有看得更清楚点的，售票员用法语特有的轻柔和优雅，淡淡地回我一句，这个价位就是这个视觉效果。

第一次进去是为了看Pinnock。原来平大师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却十分亲切可人。具体演了些啥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是星期天早上的音乐会，还在睡眼朦胧中。也只有这种星期天早上的音乐会，票价一律25元，不分档次，也就意味着可以随便坐。于是坐到了剧场最中央，头顶上就是精美绝伦的天顶壁画，当然，无非阿波罗与缪斯神马的，这就是欧洲。

二进香榭看到了Sir Simon Rattle。没错，是看，对我来说，音乐会的看比听更重要。因为长久以来，看到远比听到要难。我可以方便地找到Rattle很多曲子的录音，或者某个曲子很多名家的录音，但是他们如果真的来中国，我恐怕比在巴黎更没有可能前去。那天去买票的时候还有10元的票，但是我考虑了一下，选了30元的，因为毕竟英国不是我想去就能去的地方，能看到一次Rattle不容易。对于他带来的海顿与莫扎特，我倒无所谓，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并不以古典主义见长。但正是因为无所谓，结果出乎意料的好。Rattle是那种结合激情与智慧于一身的指挥，他的海顿节制但不保守，他的莫扎特俏皮而不媚俗。唯一的小缺憾是我买的是包厢座位，没有编号，结果到的太晚，前排的位子都被占了，只能在一个个脑袋的缝隙中努力看指挥的样子。

香榭丽舍剧院是巴黎最高层次的演出场所之一。许多大牌，如Mutter, Kissin, Gergiev等人，会轮流光顾Salle Pleyel和此地。而维也纳爱乐和那据称年薪最高的指挥Thielemann连续两年都只来香榭。这让我很是纠结。虽然有5欧的低价票，但是坐在看不见听不清的地方，还不如在家听唱片。如果想稍微买好一点的票，动辄几十欧元，又下不了手。香榭的票价实在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基本上一年里找不到一场既想看又看得起的演出。只好巴巴地等待下一年度演出的网上预售，以为可以和其它演出场所一样，在第一时间买最便宜的票。结果那天一直等到半夜里十二点半，订票开始，查遍了所有的演出，竟没有最低票价的票。他家的票分六等，网上只卖前面四等，最低也要30欧以上。也只有他家，网上订票每张收取2欧手续费，这样的话，100欧的票多个2欧，对有钱人是九牛一毛，10欧的票变成12欧，对我等穷人就有点划不来。也罢，以后还是等演出前去门口排队碰运气吧。

蒙田大街的酒店阳台（图片来自Google Images）：

喜（戏）歌剧院

喜（戏）歌剧院法文为opéra-comique，comique不只是喜剧的意思，而是指广义上的戏剧。opéra-comique是法国人独创的一种结合戏剧与歌剧的表演，以区别于意大利歌剧。喜（戏）歌剧院与Garnier歌剧院离得不远，建筑年代也相近。可见当年歌剧在巴黎之风靡。

法国部分演出场所对28岁以下年龄票价优惠。喜（戏）歌剧院的优惠政策是花50元可以买面值100元的票。比起有些地方28岁以下所有票价一律9元，这点优惠不能算慷慨。加之这里的演出团体和曲目都不是最有名的，所以票子不太抢手。这点钱也足够看五场不错的演出。

莫扎特，第9钢琴协奏曲和第41交响曲
欧洲人果然相信莫扎特效应。听众中不乏父母带着还不懂事的小孩，有的还哭闹个不停，晕死，学前教育在家放唱片不行么。便宜没好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差的座位基本看不见舞台不说，听起来就像单声道。我是从Neville Marriner的指挥棒下开始认识莫扎特的交响曲的，飞利浦公司莫扎特全集版。多年以后第一次听到同一个指挥的现场，谁想到竟不比录音。更有雪上加霜，迟到的，早退的，甚至年轻人不停地讲话，引得众人侧目，最后在一中年妇女的呵斥下才罢休。欧洲人现在的素质也就这样了，国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吕利，Cadmus et Hermione歌剧
吕利就是那个在庆祝路易十四康复的演出上，指挥杖戳进脚趾，工伤不治，壮烈牺牲，永垂不朽的伟大音乐家——说白了，就是个为国王写红歌的御用作曲家。Cadmus et Hermione说是个悲剧，开场先是一段欢快的舞蹈，中间deus ex machina忽现一腾云驾雾男，高歌一曲，内容大致为太阳之光辉照耀万物，与剧情没有五毛关系，是人都看出来这是歌颂他们的太阳王了。想来跟我们的“东方红”没有什么区别，不禁感叹钱锺书言之有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啊。整出悲剧情节拖沓，还夹杂不少法兰西笑料，法国人心领神会，我听得莫名其妙。

后来再去喜（戏）歌剧院，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收到剧院的邮件，William Christie大神即将再度上演其成名作，吕利的Atys。急急揣着剩下的支票前往售票处，才发现自己多么的后知后觉。售票员用法国特色的布尔乔亚的做作殷勤对我说，夫人，您来得真是时候，刚刚有人退了几张票，昨天还一张票都没有呢，要知道，这出戏一年以前都预定一空了。他的花言巧语并没有打动我，因为最便宜的票是我支票余额的两倍。再讲，如今即便是Christie，也再难提起我对于吕利的兴趣来。遂换作一场法国宫廷舞，一场Ton Koopman。

话说回来，喜（戏）歌剧院的法国歌剧，无论如何还是值得一听。不仅剧院保留了封建制度鼎盛时期的装饰风格，和Garnier有得一拼——想象一下剧场里一尊尊金色雕像托起的拱顶，和回廊里华丽的吊灯、绚丽的壁画；而且舞台恢复了传统的布景，包括照明使用烛光，末代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在凡尔赛的私人剧场也采用同样的布景方式。有一次在喜（戏）歌剧院里面听海顿交响曲，据指挥介绍说海顿这首交响曲是专为玛丽安托瓦奈特而作，当年就在这个剧场首演，王后大驾亲临（老乡见老乡啊，曾经的奥地利小公主，不知作何感想），之后该交响曲就在图书馆里躺着，你们是几百年后的第一批听众。。。






（图片均来自Google Images)